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21年7月，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判决某铜业公司支付某铸造公司货款15万余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铜业公司未履行义务，铸造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冻结铜业公司账户，双方于2021年12月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然而，在和解履行期间，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某明知公司账户被冻结，仍于2022年10月通过私人账户接收并转移客户支付的170万元铜精砂预付款，且未向法院申报，导致原判决无法执行。案发后，彭某在公安机关侦查其他案件时主动供述本案事实，构成自首。
庐江县法院一审以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铜业公司罚金10万元，判处彭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合肥中院二审维持原判。法院认为，彭某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故意转移财产致使生效判决无法执行，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其自首情节及羁押期间表现良好，依法从轻处罚。
（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标题“彭某等拒不执行判决案”，入库编号：2024-05-1-301-001）
二、执行和解非“免责金牌”，转移财产必担刑责
焦点一：执行和解期间转移财产为何构成犯罪？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被执行人在执行和解阶段转移财产是否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法院援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313条的解释，明确拒执罪的起算时间为“判决生效之日”，而非“执行立案之日”。这意味着，自判决生效起，任何恶意规避执行的行为均可能构罪。
实践中，部分被执行人误认为达成执行和解即获得“喘息期”，可借机转移资产。但本案裁判要旨鲜明指出：和解协议是履行义务的变通方式，绝非规避执行的护身符。根据“举轻以明重”原则，若判决生效后转移财产可入罪，则在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法院明确冻结账户的情况下仍转移财产，主观恶性更深，社会危害更大，更应追究刑事责任。彭某在和解期间转移170万元，直接导致原判决彻底无法执行，完全符合“情节严重”要件。
焦点二：经营性预付款为何属于强制执行范围？
针对涉案170万元铜精砂预付款的性质，法院从三方面论证其可执行性：该款项是铜业公司基于买卖合同享有的债权，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被执行人财产”范畴。法院强调需区分被执行人自有资金与第三方资金。本案预付款虽源于客户，但一旦汇入铜业公司账户（包括实际控制的私人账户），即转化为公司责任财产，除非证明属“专款专用”或涉及第三人所有权（如保证金），否则不得排除执行。
裁判要旨明确，司法实践中不因款项系“经营性收入”而免于执行。企业日常经营所得正是清偿债务的重要来源，若允许以此为由逃避执行，将架空判决效力。彭某将公款转入私人账户且隐匿不报，实质是利用个人账户充当“资金避风港”，完全符合《刑法》第313条“隐藏、转移财产”的行为特征。
法定代表人利用个人账户收取公司款项，本质上属于抽逃、隐匿公司财产。一旦查实该资金属于公司责任财产，转移行为即构成拒执罪中的“隐蔽执行”。本案中，彭某使用他人私人账户多层转账，仍被穿透认定，足见司法审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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