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景哲 土默特右旗敕勒川文化研究会论文
清末民国绥远地区政局动荡、社会失序，土匪蜂起，剿不胜剿。匪患是普遍的社会问题。人们流传“萨托二县出土匪”，显然两县的匪患问题突出的严重。我认为“萨托二县出土匪”并不是简单的说这里是土匪的源地，而是指整个匪患现象：这里有境外土匪流窜到此者、有当地人为匪者、有亦兵亦匪者、有土匪的武器提供者、有匪患形成的地形、有土匪垂涎的目标等。是以上一系列的因素，综合作用，给人们造成了“萨托二县出土匪”的感觉。
具体说来，萨县匪患形成的因素有如下几条：
1、县境外的大规模流寇巨匪到此疯狂劫掠。
这其中尤以1916年1月1日，绥远巨匪卢占魁率众攻克萨拉齐县城，烧杀抢掠四日之久，影响最为恶劣 。1915年冬，盘踞于后山固阳、武川等地的卢占魁匪部积聚二三千人，绕道乌拉山转至大青山前，其中一路由后套劫掠至包萨境内。由是“包镇以东、萨城以西各村庄，多被贼队催草索饷”，水涧沟、武当沟等通往后山各口也均被贼队把持。此时萨县县城警备兵只八十余名，快枪三十余枝，县知事急电绥远都统乞速派兵守萨，最终没有应允。12月31日夜，匪部三百余人焚杀县城西郊的沙尔沁村，1916年1月1日晨8时，此三百余土匪将萨城包围，县知事情急之下率十数骑兵突出包围向绥远奔去求援。随后“贼入城，毁狱门，纵囚上马持械相助，抢巨商二十余家、巨富十余户、杀人数十，焚公署，各科册卷烬焉”。次日，匪首卢占魁率土匪二千人入萨，并贴出安民布告，强迫高小教员篆刻“塞北都督招讨使兵马大元帅飞虎上将卢占魁”印符。抢掠四日后，待官军开到旋即东向往攻托克托县。
此次卢占魁匪部大规模的入城抢劫，给萨县的商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原本在绥西向称富庶的萨县，“及民国四年冬，卢匪乱起，城陷，被掠四日之久，商界损失奇重，当业受害尤惨，乃一蹶不振”。当时著名的一些的商号如“货行的德茂永、万兴和、义德恒、德兴店、聚德成、永茂泉、和义隆、泰恒衣铺、南当铺、西当铺、东当铺、北当铺也全遭洗劫。钱行如公和德、集义和、复和庆、德庆隆，虽勉强开业，也和倒闭没有两样。粮行的新盛店等十家也是萧条不堪”。据劫难过后的统计，“至所失黄金、现银、现洋、钞票、货物、衣物、器具、马匹等项，均按价估成现洋······计其大洋三十二万八千九百零五元。乡民损失······共合大洋二万零六百八十二元”。经过这次匪乱，地方元气大伤，原本用于防卫的武器马匹均被卢匪抢走，警备能力的下降更壮大了地方小股土匪的胆目，“自此之后，土匪时起时伏，千百为群，屡年啸扰，迄无宁日，水生火热，民已不堪命矣”。
民国十四年（1925年），绥西著名匪首苏雨生、赵有禄、刘喇嘛“由五原哗变来邑，伙约二千余众，杀人放火，沿路掳掠，横行万状，惨酷倍至；所过之处，焰雾弥天，人民携老扶幼，四处逃避，途为之塞。”。像这样的现象还能举出很多来，究其原因，一是县境所处的土默特平原是绥远地区宜于农业的地带，土匪到此往往能够抢得大量财富粮草；二是这里的地形有山有平原，易于土匪作乱后逃窜和躲藏。
2、秘密会社势力猖獗。
1921年冬哥老会势力传入萨境，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劣绅、流氓争相入会，会社势力一时大振。因为“乡人有反对或不赞成者，立遭横祸”，所以一般善良人等也冀求入会以自保。据调查，到1923年萨拉齐县加入哥老会者占90%。哥老会势力猖獗，竟敢于将监狱等国家机器当做袭击的目标，“1922年初，萨拉齐县官厅将洪门大龙头张洪及会众30余人逮捕入狱，农历3月20日，哥老会龙头师武利用城里唱戏酬神之机，率匪众化装入城在哥老会头目萨县团总侯宪章的内应配合下劫狱成功，杀了几个官吏，曾轰动一时。”除哥老会外，“反动的一贯道也很猖狂，坛主以上的道首有六百多名，道徒约有两万人”，加入这些反动会道门的流氓人等，白昼为民夜间为匪，反复无常，也是匪患发生的一个原因。
3、萨县境内的地形给匪患的发生提供了先机条件。
萨县境内北部为山，山前是一望无尽的平原，平原的南部渡过黄河又是鄂尔多斯的沙漠地带，这样的地形最易形成匪患。
首先，大青山里有许多易守难攻的地形和通往后山的沟口，土匪易于在此据险盘踞和隐伏。解放以前，萨县境内大青山的里巴总窑子一带盘踞着绥远地区的一个“独立王国”——土匪李海龙部。李海龙本是巴总窑子一带的地主，抗战以前他网络了一批靠山吃山的“山汉”，这些人“由于经常打猎，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射击技术，遇到荒年凶岁，便到前山后山刁抢”，加之“其他地方的土匪与军队哗变出来的士兵，也来这里潜伏隐藏，因此良民和土匪不分，私有枪支很多。”1937年归绥失守后，萨县县城里的人纷纷进山逃难，李海龙收容了许多泥瓦木匠，并利用大军退却之际，拣了好多游勇散兵的武器，“力量扩充到五百多支枪”。 就是如此一个聚集着大量山贼的匪首，在抗战与内战时期居然受到各方面的“青睐”：日寇委他为保安团长，让他绥靖巴总窑子一带，防范八路军和自卫军渗入；国民党鄂友山部灭他不成，抗战结束后（李海龙）反被董其武收编；共产党组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时，司令部一度设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且第二次绥包战役中，贺龙曾委他为游击司令使之牵制敌军兵力。李海龙盘踞大青山数十年，非但没有被剿，反而成为各方面拉拢的对象，原因就是他占据了易守难攻的地形，剿之不易索性就尽可能的利用了。
其次，山前的平原利于骑马奔袭，土匪逃窜时一鞭十里，官军不易追剿。1916年卢占魁匪部攻打萨县县城时就充分利用了骑兵在平原上来去自如的特点。事发前还在沙尔沁村焚杀的匪部，“早八点钟时，贼大至，马纵横驰骋，瞬息将萨城包围”，事后“侦得贼兵每人马二三匹”，占据萨城后，卢匪又“出遣各队，东取老藏营、托斯和、察署旗、比协旗等处马匹、枪械、银钱，进窥归绥；南取二十四顷地村，以收其保卫枪械暨左近各村枪械、马匹、银钱，会于托城”，盘踞四日等到包头援军到萨后，卢匪又纵马扬鞭东向往攻托克托县了。纵观卢匪的整个劫掠过程，似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在机动作战，这不能不说是土匪充分利用了骑兵在平原地区的优势。
再者，在此劫掠的土匪向南一过黄河便是鄂尔多斯高原，这里到处是沙窝与沟壑，既可以设伏攻击官军又可以掩藏逃窜。民国时期绥远地区著名的剿匪人物——土默特地方武装“老一团”首领玉禄，便是在追剿由县境逃往鄂尔多斯东胜附近的苏雨生、赵有禄、刘喇嘛等土匪的行动中，在杨三虎圪泊误入土匪设下的埋伏后牺牲的。
4、官军剿匪不利和兵匪一家的现象经常出现。
匪患发生后，官军不但作战效率低下还在剿匪的过程中浑水摸鱼，乘机勒索。前文已经说到1916年，卢占魁率部由后山绕到包萨境内烧杀劫掠时，萨县知事即发电绥远都统求援，但未能应允。事发后，该知事骑马突围往归绥求救也是一走了之音信全无。按理包头、归绥皆有守军，包头来萨只一日，归绥来萨需二日，但援军在卢匪蹂躏萨城四日后才来到。即使这样，士兵还是迟迟不肯作战，“包头镇李司令鹤祥率部来攻，而兵不用命，乃下令城破之后准予重赏，城遂克服。官兵入城，亦复沿门逐户，籍查匪为名，任意搜刮，民不聊生，以致政治枢纽、繁富城市竟成废墟。”民谚“匪如梳，兵如篦”，正是此类现象的绝佳形容。
民国时期绥远政局动荡，萨县境内过往军队频繁，这些军队（有的就是收编的土匪）在管制不利的情况下很容易哗变为匪。1926年6月“驻在萨县的二路警备队准备开往和林，未及成行冯六奎、尚得胜等人首先哗变，聚起三四十人，与苏八音等匪股合成一个二百余人的大匪股，公开围攻萨县第一大村——朝号儿村。将村内粮食财务劫掠一空，打死男女老幼五十余人。”同年冯玉祥部沿京绥铁路向西北退却经过县境时，“其中二、三、四军皆陕、豫、察、绥招抚杂匪，故经过之处，洗劫一空。当地土匪亦乘此时机，昼夜行劫，杀人放火，任性所为”。
这一时期，由于土匪剿不胜剿，一些主政者便行收抚之计，将土匪改编为官军。例如满泰就曾将萨县著名的土匪郭秃子、赵半吊子、烂脸高等收编为两个保卫团。其实这不仅迎合了土匪希望侥幸逃脱法律制裁的心理，而且导致“土匪身价日高，自居奇货，横暴之心，日益骄恣”，无异于饮鸩止渴。当时土匪口中唱道的“当两天独立队刁两天人，等到收抚了再当两天兵。二号自来得随身带，跟上哥哥当太太。妹妹妹妹不要怕，一过黄河都是咱的家。抽完洋烟吸水烟，小妹妹坐在眼跟前。人人都说独立队好，官兵追上绕滩跑”，就是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1927年萨县流行鼠疫，城门外鼠尸堆积，不知疫情的民众对此怪异现象编了顺口溜，“先死耗子后死兵，死了满泰死王英，城外庄稼没一根······”。满泰早年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后又参与护法运动，追随老一团玉禄剿匪，出任土默特旗总管，是颇有作为的军政官员，但民众之所以将他与王英放在一块进行诅咒，是缘于当地官兵常常变相劫掠类于土匪所致。
另外，萨县保卫团作为维护境内治安的中坚力量，竟然屡有变故，时存时亡，涣散不堪。
“萨县保卫团亦脱胎于民国二年之各区民警。当时各区有民营一二十名不等，······四年冬，卢匪过境，枪械损失大半，民警由是停办。五年秋，成立保卫团，每区团丁三四十名······枪械一百枝，设立正副团董各一人，侯（斌成）为团董······，乃于十一年四月，除第三区团丁外，其他各区及总团团丁受哥老会煽惑，完全哗变。·····是年秋，地方收抚哗溃团丁，一部分与县团丁重行组织，恢复成立，推王耀宗任团总，有团丁百余人。十五年八月，西北军驻包，王耀宗曾在水涧沟门截留退军大宗枪械。恶其横恣，枪毙于包。而团丁及枪械大半损失，总团因以取消。”。
如此涣散的保卫团，怎能抵御亡命的悍匪呢？
5、国共两党相互诋毁对方的军事队伍为“匪”。
抗战爆发后，萨拉齐地区活跃着鄂友山、郭长青等领导的国民党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和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队。两支部队在一致抗日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摩擦。大青山游击队对外宣传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为“匪军”、“顽军”，说他们请财神（绑票）、强奸妇女；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则称大青山游击队为“共匪”，向外界宣传“共匪”专门吸收各类土匪入伍，以壮大自己实力。普通老百姓对此不明是非，有时干脆便将二者等同于“匪”。
6、灾难频发、社会无序、各类人通过加入土匪达到某种目的。
仍以1922年萨县哥老会陷城为例，在这次由哥老会挑起的暴乱中，“各区亦盲从响应，推侯团总为首领。······，一般落伍军官接济枪弹，无聊吏员筹谋擘划，故人皆先在会后当匪，一经为匪，腰缠万金，囊槖累累，走马扬鞭，耀武乡曲。”可见参与这次混乱抢劫的不仅为哥老会员，落伍军官、县衙职员等各类人亦在其内。由此可以窥见当时人们的心态，是处于一种对社会极度不满而又无从发泄的境地，故而一人作乱万人响应，妄图通过暴力手段来发泄不满与收集财富。此外，《绥远通志稿》里还记载了一则发人深思的案例，也反映了无助的人们通过加入土匪来实现自己的某种目标：
“有中学生萨县张炳者，秉性坚强，任侠好义。因避乱于友人祁志厚家，炳赴包访友，苦无资，志厚予以银镯，使易资行。至包头东门，为卫士查诘，指为匪类，遂送营部，施以严刑。炳终不为屈，事经萨绅白映星竭力解释，得保出。炳自是心中抑郁，时有奋起草泽，一吐不平之气。未几竟往武川投入卢伙，因刺激过度，致入歧途。当时驻军剿匪不足，扰民有余，往往良莠不分。血性青年，目击家破人亡，愤而投身匪中者，张炳之外，尚有何全孝、冀天富、史华甫诸人。噫，当其家产荡尽，骨肉流离，绝处求生，铤而走险，曾受教育者尚有不免，又何论蚩蚩之民。”
7、游兵散勇给土匪提供了武器来源。
1923年京绥铁路延展至包头时，在萨拉齐境内设有美岱召站。1926年冯玉祥部沿京绥铁路退至西北地区时，曾在萨拉齐做过停留。冯部士兵趁机脱离部队者，私下将所携枪支卖给当地土匪。1937年日军占领归绥前夕，一些国民党游杂部队向西退却时，萨拉齐的土匪也趁此收购了许多游兵散勇的武器。这些武器壮大了土匪的实力，也促使无产无业的奸顽游民加入土匪的队伍。
以上这些因素归根结底是这一时期的绥远地区政局动荡、社会失序所致，正是这个大的政治背景为匪患的滋生提供了温床。